唐太宗李世民在位(公元626—649年)期间，吸取隋亡的教训，实行了一系列的开明政策，重视发挥人才作用，提出了“为官择人”，“唯才是与”，比历代帝王有着较突出和罕见的创举。人才的最大限度的保留和使用是出现“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其用人之道在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
    一是重视人才。他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贞观政要·崇儒学》) 。他确实能够“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旧唐书·太宗纪》) 。
    二是唯才是举。贞观时期的文武大臣，既有早年追随他的秦府幕僚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也有他的政敌李建成的旧部魏征、韦挺等；既有原属各个武装集团的人物岑文本、戴胄、张玄素等，也有农民出身的将领秦叔宝、程知节等。李世民对他们不分亲疏，不避仇嫌，只要确有才能，忠诚于唐，都能委以重任。
    三是引进人才。早在统一战争时，他就重视人才的搜罗，每击败一个武装集团之后，房玄龄就“先收人物，致以幕府。及其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 (《旧唐书·房玄龄传》) 。武德四年(公元621)，尚为秦王的李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龄等。
    四是感情留人。对杜如晦、房玄龄等“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十月)。
    五是知人善任。李世民了解臣僚的长处和弱点，使其各得其所。如对房玄龄、杜如晦的任用就说明这点。他“每与房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三年三月) 。因此李世民任命他俩为尚书仆射(即丞相)，共掌朝政，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房谋杜断，集中大家的智慧。
    六是强化措施。为了选拔人才，他还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如通过科举制度把选拔人才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以网罗人才，扩大统治基础。据史料记载，李世民“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进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摭言·述进士上》)

　（东丰县委组织部　汪玉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