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独生子的孤独生长中，这一代开始了“一个人的大进军”，我们在问自己，一个人能否超越意识形态，政治与文化而独立，这毕竟是大公司对大公司，大组织对大组织，大意识形态对大意识形态的时代啊！
   阿童木一代心中存在这样的形象：阿童木的屁股上伸出小钢炮向一切大机器开火。
   “电脑要从娃娃抓起。”邓小平这么说，于是我们成了电脑通。现在，当我们在网络上呐喊时，自由就变成抓娃娃了。……
   我 发明了一个词：阿童木一代人，因为我突然发现，那些小时候看过阿童木，喜欢阿童木，还忘不了阿童木的其实是一代，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开始，到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在他们心中，永远会有一个神奇小子，这个小子会一抬小屁股，伸出两支小钢炮，向所有可恨的大机器开炮，这是我们的梦想，这 一代人会给这个搞不清的社会带来些什么新东西？
    
告密
   他们心中没有文革的伤害。因此政治上近乎天真。
   1973年出生的我唯一对文革印象是它的尾巴：喊声，满大街的纸旗，铺满了混杂梧桐树叶的马路，上面写着“打倒四人帮”。我对文革的最初印象是好玩：从家里偷偷拿出一本书《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上面把刘少奇骂得狗血喷头，我很开心：文章还可以这么写。
   2007年时，我甚至搞不清楚十七大是党大还是人大。对于阿童木时代人来说自己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我们是被安排在可怕的革命传统教育的体系。
   二十年后，我曾采访一个上海文庙路弄堂的小学校，在窗口看到一个女孩子举手向老师检举同学。
   那一刻，我看到了当年的我，小个子，大大的招风耳，小猴子般，穿着白衬衫，因为实在太平常，连文艺汇演的快板书也被安排演一个——“零蛋。”
   我还算是好学生，也是小特务，会举手说：“报告老师，**同学他在毛主席脸上画胡子！”
   有一位美国人写过一本书从红小兵到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小学中的告密制度研究文革的权力体系。
   在这样的体系中，学生分为干部与普通学生，学生干部成了特别的一群，我们有许多特别出场面的机会，当解说员，当献花的人，当特务。我们还被教会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不怕牺牲，奋勇向前，绝不妥协。”
  这样的学生和沉默的大多数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学生往往因为有锻炼的机会，出人头地，更多地考上大学。他们典型的语言是大会发言时操着抑扬顿挫的朗诵语调。
  这样的学生，小时候的告密经历，也许是未来网警与国保的心理“排练”。 
  批判
  我 是沉默的大多数，一到公众场合会脸红，总是学生中最普通的一个。可是因为到了淮阴乡下的小学，成绩就显得好了起来，被升成中队长，一天这个叫“工农兵小 学”的学校发现了一个学生有小偷小摸行为，于是全校开千人批判大会，来帮助这个个子已很高的老留级生。校长，老师，那铿锵有力的声音……我，四年级，小小 的个子，总坐在第一排，是选出来的学生代表来发言批判他，一千双眼睛盯着我，我不知道说什么，但我肯定说的是自己的话，也许我是唯一个把他当同学的发言者吧。全场的掌声。大家一轰而散后，我在厕所碰到了他：他高我二个头，须仰视才见，他一步步向我走来，我想完蛋了，他会怎么样呢，农村孩子打架是很野蛮的， 甚至把对手的头按在尿池里……我发抖。他一步步向我逼过来，然后——握了一下我的手，说：你说得很好，谢谢你。
  我似乎明白点什么，仅仅是因为我没有把他看成仅仅是一个小偷，没有批头盖脸地喊口号，他感激我，只是因为我把他当一个人来对待。
  阿童木时代人的底色是这些教育铺上去的，因此一到了某些时分，少先队小干部的乖觉就会出来。因为那些野孩子早就被淘汰在工厂里，农田里了。
  我们是潜藏的奴隶。
 
  遗忘
  对 于六四，我们总是故意地遗忘，不知为什么，虽然那年是高三，该知道的我们都知道了，可是我们不说，可也没有人让我们不说啊。我们有一个年轻员工是七九年的人，可是她完全不知道六四了，于是我们让她看《天安门》纪录片，看完她说了一句，“我觉得这些学生都是傻逼。人怎么可能连命都不要了来干这种事。”我们很 吃惊，跟她说当时觉得这些学生是替我们死的，因为我们如果大一岁或二岁，也许死的是我们。她说：“这些事，你们从来不说的，你们这些七十年代初的人啊，好 话是你们说的，赚钱最多的也是你们。”
  是的，我们对文革是无知的，对六四是遗忘的。我们的记忆是断掉的，因此我们永远没有共同体的感觉。我们似乎是没有背景的孤魂。
  而记住这些的阿童木在我们中总是显得特别，如与我同岁的胡佳。他会到天安门广场一年年地纪念。
  而 更多有人因为遗忘而失去了道德感。于是赚钱最多的是我们。无数失去了良心的阿童木真成了机器人，如同苍蝇般盲目飞翔，哪里有厕所和床，哪里就有我们。在阿童木时代人卫慧的自传小说里有这样的细节：女主人公为了吃到更多的美食，吃饱了就到厕所，抠自己的喉咙，吐出来，化完妆，继续吃。
  历史是我们遗失的，我们嘲笑周杰伦弱智的歌词：“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的责任。
 
  苏醒
  因 为我们失去了共同体，我们成了一个个个人。陈独秀花了一辈子觉悟的“个人之觉醒，乃是中华民族最后的觉醒。”我们在青春期就开始了。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想， 我们有幸在高中遭遇，小学的僵化被代之以暗潮涌动的思想解放。我们彻夜讨论新儒家能否救中国。第一批独生子女，当然是任性与个人的。阿童木时代的人还没有这么多功利，我们的大学还算得上既无聊又轻松，更多的是放任自流。大学还没扩张，还没有成为美丽的兵营。我们没有为工作而忧心仲仲，空气里弥漫着散漫与自 由的气味。
  这就是我的大学:
  那 时流行做卖买，有胆子大的自吹能搞到苏联航母卖钢铁，倒真的有二个大学生，骗了十几个农村姑娘倒卖人口，被抓。我胆子小只敢和朋友一起卖打口磁带，卖自己画的文化衫。开学时，我就把课本卖了，因为我发现所有的新闻课本其实是一句话：依靠党委采访。在鼓楼卖给厂里的通讯员，换了啤酒喝。当时大学中流行偷自行 车为乐，我们宿舍有二个因为偷得比较多受了处分。我们写小说，开口喜欢写：“你这个王八羔子。”有一位老师和学生争论康德还打起来了。我混过了大学，采取 的是放任自流。我喜欢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里面说：一个人的成长就是把他所受的教育都呕吐掉。90年进的 大学，有时天下雨还能看到电线杆上露出几个红漆字：“与反动政府血战到底。”有时听到隔壁高年级有砸玻璃的声音，跑过去看发现一个男生光着膀子用玻璃划自己，血流得蛮多的，那一层就疯过三个人，一个人疯的时候开口说的话，听起来都是诗歌。一个男生还在一夜间在中文系墙上贴满自己小说。南京美术学院有一个男 生因为画了毛泽东留清朝大辫子的画，而被开除，每天在南师食堂向女生讨饭票，怎么讨呢，一开口阴沉的男底音：“我饥饿而寒冷……”，愣是这样没饿死，可见 当时人还是浪漫的。逃课也是为睡在花丛下做白日梦。我什么都没学到，考试往往是第一个交卷的，但也会为自己欣赏的老师裹着军大衣，喝点酒，洋洋洒洒写上好多。那个老师出题目总是简单的，有时只出一题：谈谈你对苏东坡的看法。
  那个时候，上课布衣吹笛的国学大师们还在，正在吹出寂寞的挽歌，下面还有知晓真性情的知音若干。
  更多的是打毛线与擦皮鞋的家伙。
  我办的班报叫镜报，在中文系走廊里，我登了王波同学《对文革的反思》被学校撤掉了，我们好象换了文章抗议。毕业时我写了《第四权力在美国》许多老师批改没人给分数，我只好又写了一篇关于追星新闻的写法——优秀论文。
  所有的我都混过去了，最难混的是英语，补考了二次，第二次我还睡过了头，到那时听力已考完了，我胡断填了几个ＡＢＣＤ结果分数倒比第一次高，我也混过去了。
  我们什么都没学到，却有一个个人至上的脾气。这是阿童木时代人最宝贵的东西。
 
  无聊
  而偏偏上帝给我的就是这样的个性。
  放任自流。
  大 学毕业，找工作，到处投简历，被银行录用，编一份《上海工商银行报》工作很简单，还受老法师表扬，但其实我是极不负责任的，因为我编版面是这样的，关上门，放一张编版纸在地上，离开四五步远，扔出照片，照片落在编版纸的什么地方，那地方就放照片，我已自创了“明磊自然排版法”。
  银 行很有钱，经常发一些莫明其妙的钱，我问什么钱，科长说：小翟，别问，拿就是了。那时还发各种东西，油，鸡蛋，还发卷纸，女人还发卫生巾，有一天我做梦，梦到自己被卷纸裹了一层又一层，透不过气来，象个木乃伊。鸡蛋是生鸡蛋，我不想要就给同事，这些上海人看着我象看到怪物。我真得很无聊，就用办公室长途电 话谈恋爱。
  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喜欢什么，但我知道我不喜欢什么。
  我喜欢和一群地下诗人在江湾镇叫“团结饭店”的破败小酒馆吃酒，吃多了，每人站在房间一角撒尿。有阿钟，有王一梁，还有马骅……。他们在编一些地下诗刊。喝多了有时王一梁会调戏女服务员，象我的大学同学，只不过我的同学喝多了会用凳子追打厨师。
   
  东张西望
   我有个小毛病好奇，什么都想知道点，老婆曾送我一个外号“东张西望。”
   我还记得一个女孩的哭声，因为小学二年级的我上课时捉摸前面小女生的丝袜，于是用铅笔挑出一根丝来，越抽越长，当终于明白丝袜是一根丝做的时，女孩突然发现袜子没有了，发出一记惊天动地的哭声。
   从小，我就是一个自说自话，自作主张，东张西望的人。
   在银行时我采访过——第一个建立性博物馆的性学家，找过野人的教授，最后的慰安所，采访过研究古尸的女科学家……你大概知道我的口味了。
   １９９６年，上海发生了第一起自焚案，安福路一个男人因为拆迁不公而自焚死了，全市老百姓都传遍了，没一家报纸写。我的一位朋友W 拉我去看看，我说又报不出来，有什么用，她说：“不管报不报得出，总可以留下点东西。”我们就在废墟上采访，还冒充亲戚带着水果来到一幢破烂的宾馆，这里 软禁着自焚者的老婆，——原来拆迁后分的房子特别远，他们要花六个小时在路上，路费扣掉后，靠工资活不下去。男人自学过法律，要讨说话，不慎自焚身亡。那一天，没有一个人救人，也没有准备救火车与救护车，警察袖手旁观……
   没发出来。
   １９９７年我又写了《浦东机场建在候鸟路线上》，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将机场建在国际候鸟路线上，一个是以色列，因为地方小没办法，一个是中国，生物与航空专家大部分都反对，领导拍的板。
   （注，报道后，科学家们的建议得到政府部分采纳，机场悄悄向西迁址。）
   我还写了《海鸥厂假破产案》，这个假破产把朱总理也给骗了。
   这 样子，有两个公安来银行找我，说我是栋梁之材，我却背后直出冷汗。问我认不认识地下评论家王一梁。到了晚上，将门锁了一遍又一遍，总觉得有人跟踪。那时女朋友还没结婚，那天，她来上海说是要到街上买这样买那样，我跟她说：如果以后，我们什么都买不起怎么办。她看出我的害怕，说：我们不怕。
   一下子，我的心定了下来。
   后来银行整我，分我到偏远的机场分理处做柜员，还要求我说川沙方言。偏偏我有个毛病，数不清钱。我就辞职与老婆去了深圳。在深圳，我发现自己的确不如老婆胆大，一看许多蟑螂，（南方蟑螂大）我就夺门而出，听着门里老婆奋起抗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