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
   我 混在深圳的日子里，朋友王一梁在上海出事了，他们几个地下文人要搞个“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诗人们嘛总爱吹吹牛，被定成反动组织，王一梁坐了三年劳教，理 由竟是看黄碟，警察把查抄的《钢琴课》《教室别恋》《卓别林》都算成了黄碟。我们朋友们都感谢警察，因为王一梁酗酒已不可救药，这一劳教，酒可没喝了，人也壮了。
   可是王一梁不这么想。
   同搞复兴运动的马哲出了家，警察却一路追到寺庙，他被迫再次流亡。
   和我当年一起在团结饭馆一角尿尿的马骅跑去梅里雪山脚下当一名乡村教师，这个1972 年出生的阿童木是很显摆的，回上海都要穿个藏袍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后来，他在梅里的路上翻进大河里失踪了。结果被云南党的宣传部塑造成青年共青团支教模范，开动各级报纸电视机器宣传他。我们一边看报道，一边笑炸了肚皮，又愤怒的不行，——马骅这厮就是个浪子而已，他只想过自己的生活，现在却被抹成了雷小 锋。
   我在深圳呆了二年，回上海在《南方周末》工作，在南方周末，印象最深的是J女士，她是南方周末的老总。我很喜欢和她谈话，和她谈话时，你的心是安静的，你知道她关心你并不是因为你是个什么记者，你的出稿量，你的才华，只是因为你是一个人而关心你。
   后 来《南方周末》被整顿了，主编，副主编，新闻部主任都被换了。我坚持了一段时间，写出了《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等轰动性的新闻。但最后因为新上任的主编乱改稿，乱毙稿，我也混不下去了。我写了一封辞职信，“为新闻而来，为新闻而去。”不想记者们都一肚子火没处发，正好借这个事发发难，某种程度上我又被大 伙可爱地利用了一把。弄得人家都知道，好象跳水没跳好，屁股入水，响声巨大。
   因为采访郑恩宠，又被国安叫去谈谈。胆子是被吓大的，这次我斗胆为郑恩宠说了几句话。回到家，马上扯开一点窗帘，觉得对面住的就是００７，后来想，凭什么人家是迫害狂，我就得是被迫害狂啊。
    
   离开南方周末后，我东游西荡，发现做ＮＧＯ不错，非政府组织嘛，我不谈政治踏踏实实做点好事，我们做的是草根能力建设，培养ＮＧＯ的业务能力。因缘巧合，办了份刊物《民间》。
   第一次，我不再是挑战正经与权威的破坏者，在一片道德废墟上，阿童木们想到了建设，建设公民的道德。多背一公斤的故事，乡村学校的年轻人，艾滋村的救助者，农村合作社的养猪传奇，贵州石门坎的妇女联合，点点滴滴的细流，温柔的人和力量。
   渐渐地我明白我喜欢与想要做的事情了。
 
   怪事
   做ＮＧＯ的二年半，我碰到的怪事比当十年记者见得都多。老婆说：我明白，什么叫ＮＧＯ了，就是“难搞噢”的拼音第一字母。”
   ２００６ 年，我在大学的同事们搞一个工作坊，被网 络 警 察称：最近成立了美国人支持的反动组织名叫“工作坊。”做为重大敌情上报。查了好久（最后无疾而终）。刚得知 这个恶讯时，我三个同事（他们也都是七三年，七四年出生的人）分别从广州，云南飞到上海神秘兮兮要开个会，找哪个地方都觉不安全，于是到了延中绿地，四人把手机关了，又把电池板下了。最后觉得呆在静止的地方，也会有卫星跟踪，于是四人边走路边说话。这时同事阿Y突然笑了，她笑得弯下了腰：“不是坏人，也弄得自己感觉象坏人了。”
   我们的培训班被一路跟踪。
   我们还商量要不要转入地下秘密活动，最后决定，不要。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见得了阳光的，变成秘密组织，可能变得单线控制，不透明，不民主，这是我们反对的一切啊。
   阿童木们多可笑啊，又是那么认真。
   2006年，警察们又说我将与高智晟在上海峰会时在上海联合全国维权人士签署宣言。还说我的妹夫是搞MIN运的，美国人每月寄钱给他。可是——我从不认识高智晟，我是独生子女啊。
   他们在背后向我的朋友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当面问：“请教，我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说：“没有，没有，我们从没说过。”
   ２００６年六月初，我要上北京会稿。警察不让我去，说“北京是个敏感的地方。”我说“好，尊重你们，不去。”秋天，我又要去会稿，他们还是不让我去。我说一定要去，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改变我，他们三次上门，最后只好说早去早回。
   后来喝茶时，我说送你们一句话：“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后来又有六个警察请我喝茶。
   再后来，同仁们办的《民间》就被查封了。